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大战略区域均设立了军事机构，并派遣了一批历经战火考验的将军，各守一方，巩固边疆。

蒋介石在用人之道上，自有一套独到的理论和策略。有人被他运用得当，有人则未能发挥其才，至于有些人，其用人的成效则难以定论。这些人事安排对解放战争的走向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系列评述中，我们将对这些举措的得失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从中汲取经验，为今所用。

一、国军战区概况

最初，国民政府主席设立了六大行辕，即委员长行营。

东北行辕之长，熊式辉担任此职，实则杜聿明负责指挥东北全军的军事行动。

2. 在北平行辕，李宗仁担任长官一职，实则由孙连仲负责指挥各路军队。

3. 西北行辕的实际掌舵者为张治中，然而，军队的控制权则牢牢掌握在胡宗南以及西北二马手中。

4. 西南行辕由张群担任长官，实则川系军阀实际掌控着军队的指挥权。

5. 华南行辕之长官，乃粤系巨头张发奎。

6.武汉行营由程潜担任长官，自1947年9月起，实际掌控权转至白崇禧手中。

显而易见，并非所有重要行辕均由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把持，程潜、李宗仁等国民党资深元老仍保留着相当的影响力，而西南地区的军阀势力亦未彻底被清除，因此，表面上的领导人与实际掌控者往往并非同一人。

人事配置方面存在些许草率之处，以北平行辕为例，李宗仁与实际执掌军权的孙连仲均非蒋氏亲信。孙连仲源自西北军系，对军权的掌控亦不尽完善，实则受到陈继承（时任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及北平警备司令）等黄埔系将领的牵制。

傅作义异军突起，北平诸军束手无策，竟至由他这位杂牌军阀执掌华北剿总大权，蒋介石对华北部队的控制至此基本丧失。

行辕之下设有二级军事机构，即绥靖公署。在这其中，若干机构尤为重要，且掌握着实权。

阎锡山太原绥署持续至太原解放。

2. 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司令。

3. 郑州绥署刘峙并入徐州剿总。

4. 徐州绥靖公署由顾祝同领导，经撤并后升级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

5. 徐州绥署所辖之二绥区，王耀武曾任要职，后擢升为山东省主席，实际掌控了山东地区。

1948年设四大剿总

东北剿总：卫立煌

华北剿总：傅作义

3. 徐州剿总：刘峙

4. 华中剿总：白崇禧。

剿总的地位尤为显赫，肩负着统一指挥全国各大战略区所有部队的重任。与行辕、行营的职能有所区别，剿总专注于军事事务，不涉及地方政务，这与我军的野战军职能相仿。

与此同时，太原绥署、西安绥署以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等机构依旧存在，而山东地区由王耀武指挥的各部已被彻底歼灭，二绥区的存在已不复如前。

此外，就绥靖区而言，原徐州公署所辖的一、二、三绥区均备受关注。其中，一绥区司令长官李默庵，作为黄埔一期生，被誉为文武双全，曾在苏中与粟裕展开数场激战，虽屡遭挫败，灰头土脸，却也因此成为国军黄埔将领中首位接受粟裕教诲的将领。

在二绥区，王耀武在浅水池塘中搅动出惊涛骇浪，堪称二级绥靖区一绝，遗憾的是，他那高光时刻主要留存在抗战的篇章中。关于王耀武的故事，后文将予以详述。

三绥区的冯治安将军，若非何张起事，黄百韬兵团的侧面便不会如此轻易暴露，粟裕将军亦无法一举切断徐州剿总的右翼，使得淮海战役的进程显得如此顺畅。冯将军出自西北军，与张自忠将军同属忠心报国的英勇之士。然而，冯玉祥将军失去兵权之后，包括冯治安在内的众多西北军旧将，境遇无不黯淡无光。对照我军，有一支体系的将领与此情形颇为相似，幸而该体系的将领身处一个好时代，尽管命运曲线在中段有所下降，但最终还是回归正轨，其归宿亦不逊于其他方面军。

得主与得时，缺一不可。

二、杜聿明：天柱之才，功过两难

杜聿明，作为黄埔一期精英中的翘楚，其事迹在国共内战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谈及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黄埔军校无疑是无法回避的关键所在。今日，让我们聚焦杜聿明的往事，简要回顾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概况，以期让诸位对黄埔将领群体有更为直观而深刻的了解。

自1924年3月起，黄埔军校开始招生，直至1927年大革命遭受挫折，共历经六期招生。每期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大约为半年。首期学员接受的是较为基础的培训，主要学习步兵科目。自第二期起，课程设置逐渐丰富，涵盖了步兵科、宪兵科、工兵科、炮兵科、辎重科等多个学科。到了第四期，课程体系进一步扩展，增设了步兵科、炮兵科、政治科、工兵科、经理科等科目。

首期学员共计635名，次期学员人数为449人，第三期学员激增至1233人，第四期学员数量进一步攀升至2654人，第五期学员人数为2418人。然而，第六期招生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报名人数超过4400人。遗憾的是，由于大革命遭受挫折，众多学员纷纷离散，最终仅有718人顺利毕业。

一期生虽然培养过程较为简略，然而得益于优质的生源，汇聚了来自各地的顶尖人才。在选拔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分批次的方式，正式录取了350名学员，同时预备录取了120名。随后，四川和湖南分别派遣了178名精英少年加入，他们均为各自地区的杰出代表。例如，杜聿明便是由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亲自推荐，由蒋介石亲自录取。虽然以私谊决定录取事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埔军校早期招生的不够严谨，但能够得到于右任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青睐，杜聿明自身的实力和潜力自是不可小觑。

一期生聚集之地，亦成为国共两党精英较量的舞台。起初，这种较量蕴含着积极的意涵，思想上的碰撞促使学生们对事物有了更为清晰、深入的思考，尤其在军事领域之外。正因如此，一期生们日后多能成为一方之重，此中关联不言而喻。

以杜聿明为首的一众毕业生，在蒋冯阎桂新军阀的混战之中，逐渐崭露头角，陆续攀升至团长、师长等职位。待至抗日战争爆发，这些一期生纷纷跻身军长之列，逐步成长为前线作战的坚实指挥力量。

杜聿明先生的职业生涯颇为辉煌，曾历任25师73旅旅长、副师长，200师师长，第五军军长，昆明防守总司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司令，以及东北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等要职。

杜聿明，陕西籍贯，于蒋介石所推崇的“黄陆浙一”用人原则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的军事生涯始于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凭借出色的表现，从一军的高级将领跃升至一省军事主管的行列。

往昔学者普遍认为，蒋介石对杜聿明的赏识不仅因其才华横溢，更因其忠诚不二。第五军在野人山的艰难跋涉中，宁可选择坚守而不远赴印度，杜聿明甚至愿意牺牲半生英名，甘愿冒险，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与青睐。

然而，杜氏另有一项卓越的技艺，或许论者尚未充分察觉——那便是其卓越的政治才能。

杜聿明在为人处事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1945年昆明五华山事件中，他的政治头脑表现得尤为突出，令人印象深刻。

自1942年杜聿明撤回国内，便在昆明履任。蒋介石委派他率领第五军驻防此地，其目的在于掌控国内与印缅战场的联络，防止龙云的滇军独揽西南的战略要地。然而，龙云在抗战期间实力不仅未减弱，反有增强之势。1937年4月时，滇军仅有两个师，而到了1945年，其兵力已扩充至十个师。相较之下，杜聿明所拥有的第五军与青年军207师，总共不过13个团的兵力，若与之正面交锋，实属力不从心。

杜聿明洞悉蒋介石的意图，既要将他驱逐，又不愿引发战事。于是，他巧妙地采取渐进策略，与驻昆美军及滇军保持良好关系。尤其是对名义上的长官龙云，他更是谦恭有加。第五军的大小事务，以及昆明防守的内外事宜，无不先行向龙云请示，而后才付诸行动。如此一来，龙云的抵触与提防逐渐消解，两人间的私人关系也变得十分融洽。

杜聿明频繁出入昆明的上流社交圈，参加各类酒会与舞会，刻意展现出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然而，不知情者纷纷传言，称其已腐化堕落，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无法胜任军长之职。对此，杜聿明深感忧虑，担心蒋介石产生疑虑，于是亲自前往重庆，向校长倾诉衷肠。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并未责怪他，反而开具了一张巨额支票，鼓励他安心按照自己的策略行事。

1945年春季，蒋介石于召见杜聿明之际，透露其意图，宣布拟任命龙云担任中央军事参议院的院长一职。同时，他明确指出，若龙云对此任命不予服从，将采取武装手段予以解决。

杜聿明力主暂缓行进，以避免内乱之患。他先是巧妙地向何应钦暗示，继而联合滇军高层卢汉，共同对龙云进行多次劝诫，历时三月之久，但龙云始终坚定立场，不为所动。

1945年8月，随着日本投降，杜聿明一方面力劝蒋介石将滇军的主力部队——三个整军——部署至越南执行受降任务，同时亦在积极筹备军事应对措施。若龙云仍旧持反对意见，他将不惜采取炮轰五华山的极端手段。

得益于事前的周密部署，杜聿明未对龙云构成防范，第五军仅耗时五十余分钟便迅速制服了龙云的警备武装力量，将龙云困于五华山公馆之中。杜聿明多次派遣人手劝解龙云，同时开放了部分龙云公馆对外联络的电话线路，允许其自由与外界交流。

各式策略，虽强硬却兼顾礼仪，既提供退路又给予宽容，龙云渐渐感受到难以抵挡其力，最终顺应杜聿明所给予的尊严，以和平的方式卸下军职，前往重庆履职。龙云离昆之际，杜聿明亲自前往机场送行并致歉，表达对院长的歉意。龙云则回应道：“你乃遵命行事，无需自责。”

事后，杜聿明承受了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被指责策划政变。面对指责，杜聿明主动向蒋介石表达歉意，表示愿意替蒋介石承担一切责任，甘愿接受指责。蒋介石深为感动，先是公开发布命令免去杜聿明的职务，不久后又重新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全权指挥东北地区的所有部队。

杜聿明担任此职务，其背后亦与熊式辉有所关联。

蒋介石在初期挑选东北军政要员之际，曾长期主政江西的熊式辉被选中。蒋介石原本计划让熊式辉与张治中协作，一主政务，一掌军务。熊式辉深知张治中在军事方面或许不如自己，但在政治领域却颇具造诣，且在蒋介石面前的影响力远超自己。因此，他私下拜访了杜聿明，期望能与这位性情温和且具备一定军事才能的年轻将领携手共事。

杜聿明不久前背负了五华山事件的嫌疑，于是两人意见相合，熊某便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因此，他们如愿以偿，一同被任命前往东北任职。

熊式辉比杜聿明年长十一岁，在资历和履历上均有所超越，然而他们之间的合作却异常融洽，这一点亦充分展现了杜聿明的人格魅力。

蒋介石的任命不够理想。

首先，熊式辉并非理想之选。他擅长投机取巧、善于揣摩人心，在蒋介石的宠信下度过了十余年，其成功主要得益于私人关系而非公仆之绩。

在东北的角逐中，初期主要依赖军事手段，而到了中阶段，政治策略则占据了主导地位。熊式辉将东北三省分割为九省，实则重蹈了当年在江西分设九个专员区的老路。然而，时过境迁，将三省拆分为九省（包括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省），虽能确保亲信掌控各省要职，却难免给人留下结党营私的嫌疑。尤其是那些奉系旧官员，对熊式辉的做法颇有微词。

相较于杜聿明在东北创办中正大学，旨在培养人才的务实远见之举，熊式辉则缺乏切实有效的策略，仅仅是将过往治理江西的经验生搬硬套。

通常那些擅长钻营和迎合的人，往往私欲较重。熊式辉在接收过程中便趁机中饱私囊，获利颇丰。1947年夏日，陈诚意图夺取东北的大权，于是先行派遣人员搜集熊式辉和杜某人的贪污证据。得知此事后，熊式辉便抢先一步，着手整治贪腐问题。若非内心有所亏欠，熊式辉又怎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呢？

然而，相较于陈诚在蒋介石心中的深厚信任，熊式辉终究无法匹敌，终遭解除了东北的职务。

熊式辉虽深知中共在东北经营乡村政权所展现的强大影响力，却未能制定出有效的对策，任由解放区范围不断扩大。这或许正是蒋介石下定决心更换领导层的原因所在。

其二，未完全用杜聿明。

1946年1月，杜聿明因肾病于北平接受治疗。期间，蒋介石派遣范汉杰赴东北，一时间传闻四起，似乎有意取代杜聿明的职位。此外，蒋介石还派戴笠前往北平医院探望杜聿明的病情。对此，杜聿明深感不安，遂急忙推荐郑洞国担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以防止被范汉杰取而代之。杜聿明深知蒋介石常在人事任命中掺杂个人意图。

尽管杜聿明的病情并不严重，他最终还是痊愈了。然而，他不顾刀口尚未愈合的身体，毅然决然地重返战场，亲自指挥大军作战。校长的这一行径，确实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这并非关键。

1947年初，杜聿明在攻取南满的战役中屡遭挫折，加之101军的南北夹击战术，使他陷入了困境，焦虑万分。俗语有云，胜败乃兵家常事。经过一年半的激战，敌我双方均已摸清对方的战术，胜负交替，实属正常。蒋介石理应继续对杜聿明予以信任，支持他调整战略，巩固现有战果，以便再战。

在杜聿明意志消沉，萌生退意之时，蒋介石亦感同身受，对局势失去信心，于是漫不经心地派遣陈诚前往，试图让这位忠诚的将领尝试一番，以期有所突破。然而，一番努力却将原本尚可的局面搅得一团糟。军事乃国家大事，岂可轻易尝试新法？凯公的胡乱指挥实为东北战败的关键因素。

杜聿明在用兵之道上，既擅长从宏观角度审视战略布局，又在战役战术层面展现出了迅速的反应能力。在东北初战时，他凭借优势迅速赢得胜利；即便进入相持阶段，也未遭遇重大败绩，更不用说像在公主岭那样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面对困境，他总能巧妙地构思出奇计，如辽西兵团直取营口的策略，便是其智慧与谋略的体现。

如此一位堪称难得的军事英才，蒋介石却未能充分认识其价值。这其中固然有杜聿明过分谦卑的态度，导致蒋介石对其产生了认知上的偏差。

陈诚一番忙碌过后，蒋介石并未将杜聿明再次派遣回前线以收拾残局，反而将他召回徐州，任命为刘峙的副手，实际上负责主持徐州剿总指挥的大事。杜聿明在徐州提出了一个反攻山东、夺回济南的策略，纵然无法攻克济南，至少也能稳固徐州的防御。更有可能的是，在杜聿明的领导下，黄百韬兵团能够早日与徐州靠拢，从而让华野无机可乘。然而，所有的计划都未能付诸实施，杜聿明随后又被调往东北，从而架空了卫立煌的职位。

在极其严峻的困境中，杜聿明洞察先机，巧妙地促使廖耀湘的主力部队从营口趁隙撤退。以杜聿明的智慧与谋略，又能有何高明之举呢？

无论你交给我何种牌局，我都力求为你打好，力求让你尽占先机。然而，校长您却屡次三番，每次握有先机却又轻易将其错失。

战事至此，装备亦已损耗至此，即便杜聿明化身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诸葛亮、司马懿等历代名将齐降，除了“败”字，又能有何言辞？

#我的过冬仪式感#